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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0-01-20

  牛羊肉泡馍,是独具西安方邦特色的著名小吃,西安老孙家饭庄从一八九八年开始经营,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传说,牛羊肉泡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古代“牛羊羹”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西周时 曾将“牛羊羹”列为国王、诸侯的“礼馔”。据《宋书》记载, 南北朝时,毛修之因向宋武帝献上牛羊羹这一绝味,武帝竞封为太官史,后又升为尚书光禄大夫。还有一段风趣的传说,大宋皇帝赵匡胤称帝前受困于长安,终日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一日来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铺前,掌柜见其可怜,遂让其把自带的干馍掰碎,然后给他浇了一勺滚热肉汤放在火上煮透。赵匡胤狼吞虎咽地吞食,感到其味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一日,路过长安,仍不忘当年在这里吃过的牛羊肉煮馍,同文武大臣专门找到这家饭铺吃了牛羊肉泡馍,仍感鲜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并重赏了这家店铺的掌柜。皇上吃泡馍的故事一经传开,牛羊肉泡成了长安街上的著名小吃。

  关中民居:比较有代表性的要属党家村。党家村约有660多年历史了,是明清时代的民居。走进党家村,首先你感受到的是让人辨不清方向的石砌巷道和高大、典雅、精美的四合院门楼。 另一处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就是合阳民居,合阳民居一般一院包括门房、上房和两溜下房,富有的人家过去除了正院外,还有书房院和马房院,或一并排三院相连,有小门可通。 “房子半边盖”,主要指关中西部地区农村传统的房屋建筑形式。这种房从侧面看成“划”形,正好是两面人字形房屋的一半。一般是,房子后墙高5-6米,檐墙高3米,下雨时,雨水朝一边流。这种边盖的房子,农村人叫“厦房”

  陕北民居: 窑洞。窑洞一般修在朝南的山坡上,向阳,背靠山,面朝开阔地带,少有树木遮挡,十分适宜居住生活 。一院窑洞一般修3孔或5孔,中窑为正窑,有的分前后窑,有的1进3开,从外面看4孔要各开门户, 走到里面可以发现它们有隧道式小门互通顶部呈半圆形,这样窑洞就会空间增大。窑洞一般窑壁用石灰涂抹,显得白晃晃的,干爽亮堂。窑洞内一侧有锅和灶台,在炕的一头都连着灶台,由于灶火的烟道通过炕底,冬天炕上很暖和。炕周围的三面墙上一般贴着一些绘有图案的纸或拼贴的画,陕北人将其称为炕围子。炕围子是一种实用性的装饰, 它们可以避免炕上的被褥与粗糙的墙壁直接接触摩擦, 还可以保持清洁。为了美化居室, 不少人家在炕围子上作画。这就是在陕北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炕围画。陕北窑洞的窗户比较讲究,窗户分天窗、斜窗、炕窗、门窗四大部分,都有剪纸装饰。它们根据窗户的格局, 把窗花布置得美观而又得体。窗花贴在窗外,从外看颜色鲜艳,内观则明快舒坦,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光、色、调相融合的形式美。窗格疏朗,阳光可以自由地透进来。

  陕南民居:陕南地区地势比较复杂,因而民居的形势多样,传统的民居有石头房、竹木房、吊脚楼、三合院和四合院。石头房多建于镇巴、安康、西乡山区;竹木房多建于南郑、宁强、城固山区;吊脚楼多建于沿江集镇;三合院和四合院多建于平坝城镇。

  天!这么贵呀?记得小时也就1分2分钱,最贵5分钱。如今白糖涨价幅度不高,搅糖竟涨价100倍!当年只买2分钱的,就能产生快乐和满足感。

  1966年,西安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小学校、中学校门口都有叫卖搅糖的。是用白糖、黄糖、红糖、麦芽糖熬制成。小孩子双手拿小竹签搅来搅去,总之手不能闲(停片刻就流了),既能玩耍又能解馋,好像演习打毛衣一样。然后颜色慢慢泛白,不耐烦就舔吃了。贩卖者大多为回族孩子,头戴白帽子,腰上常吊一把自制刀子,端着大号搪瓷碗、铝饭盒叫卖:搅糖搅得多!一搅一大锅!此外还有卖疙瘩剁的,用白糖面粉做成,裹了葡萄糖粉:疙瘩儿剁,1分钱1个!悠长苍凉而稚嫩的嗓音至今萦回于耳。

  当年西安城卖搅糖者在西大街、麦苋街、大皮院、西羊市一带居多。南大街中涝巷四方块一带也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四方块。有人用铝盆卖,大盆搅糖透明宛如松脂琥珀,就近在竹笆市批发的大捆竹签子。小贩为拉生意,用小木棍玩搅糖,拉开有1米多长,至今记忆犹新,当年馋涎欲滴根本难以抵御那诱惑。1966年文革如火如荼,工厂单位学校都停工停课,成年人热衷破四旧立四新。大概在1968年,派性单位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搞斗批改后,搅糖也就慢慢销声匿迹了。

  古城西安活跃着一群身怀绝技的“绝活老人”,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82岁,最小的也已经65岁。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挑战自我的执著,这些老人们在日常锻炼中摸索,练就一些对身体有益、常人不能达到的绝活,每每练起无不吸引众多惊奇的眼神。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个个都成了社区里的“名人”。于是,这些老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在2007年底成立了“西安绝活大队”,并且经常到社区、公园进行免费演出和现场教授,娱乐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老人们对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日渐增高。在与“西安绝活大队”的老人们共同锻炼身体的同时,许多老人找到了自己的乐趣,逐步挑战极限,练就了惊人的绝活。他们不但成了众多老年人参与健身运动的榜样,更成为老年人老有所乐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老年人,更显“夕阳红”。文/图 记者 王健(转自西安晚报2008-12-07 12版周末视角栏目)

  77岁的任振远师傅操纵16根绳子同时舞动8只空竹,身体、空竹、绳子相互协调,尽显难度

  西安的东西两侧,有两座桥很著名,一座是城东的灞桥,一座是城西的咸阳桥。两座桥都因离别而著名,也各自延伸出了“关中八景”中的一景,城东的是“灞柳风雪”,城西的是“咸阳古渡”。据咸阳地方志记载,“咸阳古渡”有“秦中第一渡”之称,是古长安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

  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国都,咸阳被世人熟知。这座古城背原面水,形势险要。其所背靠的原称为“北坂”或“毕原”。原下不远处滔滔渭水奔流东去,宛似一条游龙。这段渭河也就是关中东西大道的分界线,东来西往的人必须从这里渡过渭河,然后才能东出函谷,或向西踏上丝绸之路,于是也有了“咸阳古渡”。

  咸阳古渡从何时兴起?这个问题似乎难以找到确切的时间,也许要追溯到渭河两岸开始有居民生活开始。陕西秦汉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在咸阳市文物局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祝烨告诉记者:“咸阳古渡繁荣于秦汉时期,自秦汉以来,此地称为杜邮或渭城,即长安通往西方诸国的渭水渡口。陕西地方志曾有记载,渡口自古建有木桥,是关中西通西域,南往巴蜀的交通要冲。秦时官府正式在此架设桥梁,固有渭水贯河,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描写。行人站立渡口桥头,可西望雄伟华丽的秦宫殿。”

  提起咸阳古渡,就不能不说到渭河三桥,渭河三桥包括东渭桥、西渭桥和中渭桥。祝烨说:“因为古代的渭河渡口大都依桥而设,以取地利和桥梁之不足。渭河上最大的几个官方渡口都是依渭河三桥而建的。”其中东渭桥是汉景帝刘启五年在高陵县耿镇渭河上建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又在现在渭河东岸马家寨与曹家寨两村之间的文王嘴附近建起了西渭桥(也称便桥或便门桥);而中渭桥则是秦昭王始建,到汉代重修,在今渭城区窑店镇南的东龙村。现在咸阳古渡的遗址就位于西渭桥的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后,这里已成为丝绸之路的桥头堡,送行去西域这里是必经之路。通过渭河只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桥,要么通过古渡,据说渭河上或桥或渡,并存了很长时间,也许一段时间以桥为主,一段时间以渡为主,但究竟何时靠桥,何时靠渡,如今已不可考。

  唐时,西渭桥更名为咸阳桥,昔日之便桥成为一座见证了离愁别绪的“离别之桥”,古老的渡口也曾见证了多少离别的泪水。虽然唐朝从军或出使西域是令人仰慕的壮举,但西域一带当时还比较荒凉,生活水平与风土人情都和中原大不相同。送客至此,心中不免悲伤。因而,我们能感觉到在咸阳桥的送别辞和灞桥送别辞的情绪是颇不相同的。唐代很多诗人都写诗描绘了当时的心境,最著名的当属王维那首《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尤其是最后一句,至今听来仍有一种浓重的悲凉。

  虽然是离别之桥,不过咸阳博物馆原馆长李宏涛介绍,唐代的咸阳古渡已经非常繁华了,白天桥上车马穿梭,晚上城门关闭,舟船开始工作,把货物摆渡到码头。码头附近建有“西市”,来往于长安的商旅、马帮、驼队必在这里歇脚。桥头两岸,贩夫走卒,人马喧闹,歌舞升平,一派繁荣。

  唐末至五代,西渭桥废而不复,宋代西渭桥曾几经修复,故或桥或渡,间有存在。此后,西渭桥与西渭桥渡一直长期并存,所谓“秋后作桥,夏间水涨用船”。然而世事更迭,物是人非。此后的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明嘉靖年间,在咸阳城东南设渡口,筑有石砌护堤,码头有舟作浮桥,冬春过桥,夏秋行舟。渡口离城墙不远,舟楫商旅,络绎不绝。既有帆船点点,又有舟作浮桥,人来车往,一片繁忙景象。不仅日夜车马喧闹,渡业繁荣,且垂柳夹岸,景色宜人。《咸阳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往来名利之客络绎不绝,沽舟泛泛,渔艇悠悠。黑鳗赤鲤,浮沉于绿水之中,白鹭青鸟,出没于烟波之上。樵士羊肠而往,牧童牛背而归。歌喧斗草,曲唱采莲。助诗家无限精神,是为一景。”也是咸阳古渡跻身关中八景的缘由。

  祝烨介绍说:“那时的渡口应该是相当繁华,往来的客商络绎不绝,渡口停有近百船舶。老人们传说,渡口最繁华之时,往来的客商喜欢吃一种叫做河水(biangbiang)的面食,就是今天说的蘸水面,只不过那水指的是渭河之水。上游的人用河水洗脸洗脚,下游的人又用来做面食。”

  然而到了清朝,渡口的繁华就减色了,朱集义诗中那句“江上丈人何处去,烟波依旧汉时秋”,说明清时的咸阳古渡已经作为历史回忆,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行云流水。祝烨告诉记者,清宣统年间的陕西巡抚毕沅是风雅之人,曾题写“咸阳古渡”石碑于西渭桥旧址,但因为渭河改道,明时古渡的遗址已无处寻觅,多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古渡遗址。这个问题直到2002年才解决。陕西咸阳水利部门在秦都桥修筑城区渭河河堤时发现了铁环、铁柱等拴船用具,工作人员兴奋地想,难道这就是咸阳古渡的遗迹?于是上报考古部门。据考古发现,这个遗址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7~10米,由两个台阶组成,均用长方形石条砌就,中用白灰灌浆勾缝。在第一台阶底部靠河床处还发现有两组柏木桩,用以防止洪水对河岸的冲击。遗址处发现了专供上下的码头,附近有铁环、铁柱等拴船工具。同时还发现“咸阳县新修河岸之记”碑,碑文为明代文学家王九思所撰。据文献记载,明代嘉靖和清代乾隆年间曾对咸阳的渭河堤坝进行过大规模的修葺。此处距离毕沅原来题写的石碑大概有一百米左右,所以考古学家表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古渡的遗址。

  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在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渭河古河道上已修起了一个人工湖泊,就是著名的咸阳湖,湖水青青,碧波漾漾。一旁的古渡遗址正被施工挡板包围着,所以无缘得见那些遗迹。原来考古发现这里为咸阳古渡遗址后,咸阳市在遗址上建一座凉亭,并将毕沅题写的“咸阳古渡”石碑保护在凉亭之内,“也算是得偿想看咸阳古渡游客的心愿,毕竟咸阳古渡已成为一抹渐行渐远的风景。”古稀之年的李宏涛发出这样的感慨。不过祝烨告诉记者,虽然遗址是到2002年才确定的,不过这个位置却一直都有摆渡的船只,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还看到过有摆渡船往来于渭河两岸,1985年之后才渐渐消失。

  据说,渭河上曾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渡口,除过古渡遗址这里外,还有“两寺渡”、“安阳渡”、“西同渡”、“嘉麦渡”、“新开渡”、“孙张渡”、“北田渡”、“交口渡”、“李家渡”、“耿渡”、“新丰渡”及许多不大固定的临时小渡口。记者经过打听,在咸阳东郊的窑店镇东龙村和西龙村(这里曾是中渭桥所在地),目前还有两个渡口,这是整个咸阳城渭河段上最后的渡船。于是,记者踏上了寻访咸阳城最后的渡口之旅。

  五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们从西安西郊的三桥镇出发,开车不到十分钟就已经进入了咸阳市区。从咸阳市区向东再到窑店镇,却走了近半个小时。在镇上打听东龙村在什么地方,没想到刚一提艄公张胜利的名字,周围人几乎都知道,一位热心的中年人指路的同时还告诉记者:“就是承包渡船的那个,他在渭河上摆渡几十年了,镇上人都认识他,找不到你们再随便问个人。”听那口气,张胜利俨然已是窑店镇的名人。

  借着这种“明星”效应,我们很快找到了东龙村和张胜利的家,迎出来的是他的老伴,对于媒体记者的造访,他老伴显然已不陌生:“之前有媒体来过,谁让我们这是最后的渡口了呢。以前每到暑假,西安城里还有不少人开着车送娃来,就是为了让娃们感受一下新鲜,坐一坐渡船。我们村子的地都在渭河对岸呢,船给大家带来了多少方便啊,要不靠渡船,那些地怎么耕?”迎着老伴的话音,张胜利也走了出来,虽然已有59岁,但看上去非常精神,只是因为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皮肤黝黑,“我刚好今天休息,没去摆渡,我领你们去渡口看看。”

  从张胜利家到渡口,也就七八分钟的车程,但走起来却是不近的距离。张胜利说自己一般都是走过来,有时也骑自行车。当我们赶到渡口时,看到宽达150米的河面让这段渭河显得很有气势。有一条渡船正停在对岸等待人们上船,另一条船则静静地拴在对岸的岸边。张胜利说:“河的对岸是草滩农场,而这边附近村民的土地都在对岸,以前要靠渡船来运送粮食,所以两条船都不够用。现在大多都雇车拉了,用船运耗费的人力太大,不过用车却要三个小时,用船十分钟就能过来。”至今东龙村渡口附近十多个村子成千上万的群众,几乎每天要依靠这几条木船往来于渭河两岸。因为农忙时节他们要去耕作渭河南岸滩地上的上千亩农田。农闲季节,成群结队的人乘着船,到隔河相望的西安市区打工,傍晚时分再披着晚霞通过渡口回到各自温馨的家中,在灯光下盘点一天的收获。

  这个渡口存在了多少年?张胜利告诉记者,他也说不上来,反正从他记事起就有了,“以前农业合作化时期,渡船都是队上的,选几个精壮的小伙子来摆渡。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把这渡船承包给村民了,我和我们村上的乔胜利一商量,干脆我俩就把这渡船承包了。”从1982年承包至今,张胜利已经用过12条渡船。渡船的造价从最初的两千多元涨到现在的近六千元,当然,过河的费用也从两毛涨到了一块。他指着不远处河岸上的一条弃船说:“那条船用了五年,后来漏水了,也没法修补了,只好废弃了。本来咸阳博物馆还说要拉走展览呢,可船太大,实在不好拉走,就留到这儿了。”

  张胜利介绍,二十多年间用的12条船,全都出自兴平一位姓张的老师傅之手。张胜利说他打听了很多人都不会造船,只有这个张师傅会造。但现在张师傅已经七十多岁了,也干不动了。“我们这船是用榆木、槐木做的,结实耐用,但都要靠人力摆渡,船长达10米多,一只可同时载客30多人,每次摆渡来回一趟也就十来分钟。”

  正说话间,艄公乔胜利已把船摆了回来,下来了十多个村民,还有人推着摩托车,有人推着架子车,船一靠岸,乔胜利拿起两块简易的模板搭在船帮和岸边上,摩托车和架子车就被推了下来。当时接近正午,太阳正当头,乔胜利满头的汗水,跟记者说:“真是特耗费体力,难怪人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这活不容易干啊!”张胜利和乔胜利二人都已近花甲之年,但他们的儿子却都不愿接过他们的活,所以俩人如今还是一人一天地倒班撑船,早晨六七点开始撑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从两点半到晚上七点,只要岸边有人要渡船,就不能闲下来,一天十几个来回,一个月下来每人的收入也就四五百块钱。“每人过河的费用是一块钱,要是带个摩托车或架子车之类的,还要加一块钱,对于我们村的乡党,以前是每年收上几十块钱的年费。但现在不收了,就给大家义务办点事吧,都乡里乡亲的。不过我们村上的有点年纪的人都会撑船,人多时也给我俩帮帮忙。”这时来了一位村民要过河办事,因为没有其他人了,张胜利就让他自己把船渡过去,两点半之前再把船渡回来交给乔胜利,张胜利笑着说:“这是常有的事儿!”

  张胜利还介绍:“离我们渡口不远,就是西龙村,也有个渡口,艄公是七十多岁的吴西洲,那相当于我们这个渡口的分部,都是一样的船,也是为了减轻东龙渡口的客流才建的那个渡口。我们这三条船就是整个咸阳渭河段最后的渡船了,要看咸阳古渡,只有我们这儿能看到了。”

  说起这些,张胜利显得很是骄傲,然而,张胜利的表情也有些复杂,因为这里马上要建桥了,渡口也就要取消了,这两条船也快废弃了。虽然现代化的大桥取代古渡是必然,不过看到古渡成为渐行渐远的风景,张胜利的心里也充满了酸楚。

  当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们登临此山时,几乎一路都是以战战兢兢、颤颤巍巍的脚步走过。在攀登的漫长旅途中,人们时常会产生一种心惊肉跳之感。这里的风光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极限,让人霎时便能体会到万丈深渊的真正含义。来到这里,人们必须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否则,一失足可能就会导致粉身碎骨这座山就是五岳的西岳华山。也就在这里,关中八景之一的华岳仙掌,带着千百万年前风沙冰川的印记和人们有关“神迹”的猜测,悬在华山绝壁之上,构成一道天下罕见的奇观。

  如果想要完整地欣赏到华岳仙掌的全貌,新版跑跑狗图 我的问题是,不是爬上华山去亲近它,而是要远观。在潼关以西距离华山约10公里的孟塬车站,抬眼便是华山东峰悬崖绝壁上无比巨大的掌印。不论天气是否晴朗,远远看去,那垂直指向天际、微微张开的五个手指永远清晰可辨,宛如一只巨人的左手,在悬崖绝壁上盖下千古印记。

  从西安驱车前往,约两个小时就可抵达孟塬车站。在这里仰望华岳仙掌,只见大自然的风剥雨蚀,在崖上造化了一面巨大的手掌形石纹,高数十米,五指分明,云霄之势,形象生动逼真。我们也只能站在山脚下用仰视的角度,才能完整地观望到华岳仙掌的全部尊容。这件仿佛大自然鬼斧神工天然雕塑出来的作品,雄伟、奇丽、壮观,加上千万年岁月磨砺出的苍茫之气,自有一番特殊的风韵,观来妙不可言。

  虽然华岳仙掌占尽地理优势的便宜,实际上却常常扮演着被人遗忘忽略的角色。这也无奈,华山天险太多,例如苍龙岭、金锁关、长空栈道、鹞子翻身、劈山救母等各大名胜的“风头”太过强劲,相比之下华岳仙掌的知名度、惊险度都略逊了一成。但华岳仙掌却背负了关中八景的盛名,这说明它自有神奇之处。无论那两边尽是悬崖、呈斜坡状的苍龙岭如何陡峭;凸起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鹞子翻身如何惊险;绝壁一侧不足半米宽的长空栈道如何“恐怖”,但这些天险千百年来都被人类征服过,只有华岳仙掌人们的脚步永远抵达不了。

  自华山形成以来,从没一条道路能通向华岳仙掌。人不如鸟,不会凭借翅膀可以在山间翱翔,也只有鸟们能以轻盈的姿态飞到人类不能触及的角落,攀上华岳仙掌,真正触摸到“掌印”上那沧桑的、斧刻般的纹理。

  远观过华岳仙掌完整的奇景,想要拉近与它之间的距离,就必须登上华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一步步攀上华山,满山遍野地寻找着华岳仙掌的“神迹”。著名地质学家、“五岳申遗”专家组成员滕志宏教授给我指了一条路:“从北峰一路向中峰前行,在苍龙岭至金锁关一段,或五云峰上的观掌台是近距离欣赏华岳仙掌的最佳地段。”可等你真正走近了,才发现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一个残缺的侧影。

  翻越华山的惊险刺激程度,绝不亚于好莱坞任何一部以探险为主题的华丽大片。想要登上苍龙岭,北峰是必经之路。驱车从进山公路来到半山脚的停车场,索道下站就设在附近,坐上便捷的缆车,仅用8分钟就抵达了海拔1614.7米的北峰顶端,举目向东峰望去,视线里的华岳仙掌不过只有几寸大小。

  华山之险名不虚传,平日里再张狂的人到此胆量也缩减去一半。乍一看去,连接索道的长“线”悬在两座山头之间,四方壳子似的小缆车在细“线”上星罗棋布。坐上缆车,直感觉人被悬在空中,从谷底缓缓向上攀升,两头都见不到终点,再向四周一看,千丈绝崖,恰似刀削锯截,陡峭巍峨,挺拔险峻。忽然阵阵凉风吹来,悬挂在长“线”上的缆车便颤悠悠地在深谷中间晃上几下,再伸头看看脚下那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耳边一阵尖叫声瞬时划破了山谷的宁静,这种滋味,更像是一部惊悚片。

  如今发达的科技让登北峰的速度快了N倍,也省略了千百年来“自古华山一条路”其中的一段“痛苦不堪”的路程。原先,“自古华山一条路”老路的登顶路线由北向南,贯穿北峰、中峰、东峰、南峰、西峰,直线米。需从华山北麓的玉泉院出发,入华山峪,经青柯坪、过回心石、翻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等绝险要道才能到达北峰。曾经领教过这段路的人们,回想当时都觉得这一路无比惊心动魄:千尺幢是在山崖极陡处开出的一条小路,向上看只见一线天。向下看就像站在深井之上。往往登上千尺幢顶端,才发现自己仿佛从井底爬上来一般。而百尺峡中有一巨石,状如鱼脊,需攀铁索登石梯山道而上。老君犁沟则是夹在陡峭石壁间的一条沟状险道,深不可测,只要看一眼就会发晕。千百年来,天险挡住了众多游人登临华山的梦想。如今,直达北峰顶的索道已经将登山的难度降低了一半,就连上了年纪的游人,也能实现登上华山的愿望了。

  从北峰顶至金锁关就是滕教授指的观仙掌之路。这段路程落差约300米,经擦耳崖、卧牛石,上天梯、苍龙岭、五云峰直抵金锁关。这段路途虽然全长只有1.29公里,但山岩陡峭如刀削,远看几乎见不到路的踪影。全路段均为险路,路线沿山脊崎岖而上,两旁尽是万丈深渊。道路虽有石阶栏杆,但宽不盈米,陡如凌空而架。这时,视线里的华岳仙掌不过只有几寸大小。

  有了坐缆车的经验,我明白了在华山上“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的古训。在不安全的地方东张西望会非常危险,游人们都一样,普遍为了节约时间只顾埋头赶路,不敢向两边张望,不敢多看一眼爬过的路,时刻担惊受怕担心自己掉下深渊,常常被天险折磨得半死不活、体力透支,而忽略了沿途大量绝妙的风景。但无数游客仍然抗拒不了华山的魅力,纷至沓来。恐怕除了这天下独一无二美景的致命诱惑,人们追求的更是心理上那种巨大的挑战。

  顺着北峰继续向上,很快便到了擦耳崖。这段100.5米的路程,我是紧贴着悬崖里侧的岩石踱过去的,难怪有“擦耳”之说。在行进途中,我根本看不到擦耳崖的全貌,只觉背靠巨大岩石,另一边是万丈深渊,我只能抓紧铁链贴着岩壁慢慢踱步。历代人士在这里留下了16处摩崖石刻,来证明他们光荣的足迹。

  真不知大自然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试卷来考验人们。没走多久,一道上天梯就垂在眼前,坡度几乎90度垂直,没有台阶,石壁上只开凿了些毫无章法的石窝供人下脚,再加上一道铁链,就算是安全设施。在这里,假如有人不慎从石壁上失足跌下,一定会产生连锁效应,连累后边的人一并滚下山去。我抓紧铁链四肢并用,在身后一位好心挑山夫的指点下,狼狈翻过了这道关卡,至于华岳仙掌是什么模样,早全然抛在脑后。

  想要再近距离地观看华岳仙掌,就得攀上长达215米的苍龙岭。这里是一道锯齿状,仿佛被削尖的岭脊,两面悬崖,人们通行的地方就是一道窄窄的山脊,非常陡峭。漫长的山道,蜿蜒曲折,盘行在山脊上,真的很像一条苍龙背脊。可“脊背”上细长的台阶似乎还容不下一只脚,脚大的游客只能侧脚踩上去。如此“变态”道路,让人恨不能生出翅膀。传说大文豪韩愈就被此地的险峻惊吓得放声痛哭,不敢前行一步,甚至还写好了遗书投到山下,可见苍龙岭的凶险程度。

  直到攀上五云峰,人们才松了口气,这里终于有了宽敞的平台。眼前三位从山脚下攀登上来的意大利驴友早已瘫软得席地而坐,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三人都来自威尼斯,分别是律师Robert、幼儿园教师angel和护士rose。我调侃着他们的英文名字:说安琪儿还算好听,剩下的全是两道中国菜名肉丝和萝卜丝。但他俩反倒乐得开怀大笑。“肉丝”是位铁杆驴友,曾经几度从欧洲的不同国家登过阿尔卑斯山脉,她说:华山和阿尔卑斯山都堪称天险,但两座山却不是一个味道。“阿尔卑斯山险峻得浪漫,华山险峻得震撼。”

  傍晚时分,我为“肉丝”指了华岳仙掌的方向。在这里,人们距离华岳仙掌的确越来越近,东峰悬崖上那略显倾斜的巨大岩石,犹如刀劈斧剁的肌理纹路清晰可辨。可能是因为角度原因,这些外国朋友觉得华岳仙掌很像一块长在山峰石块中的仙人掌,一点没觉得那像巨人留下的掌印。他们对有关华岳仙掌名称来历的中国式童话很感兴趣,他们觉得许多中国童话特别注重宣扬一种力量美的内涵。

  武侠大师金庸有一部作品叫《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个著名的章节“华山论剑”。在金庸先生笔下,华山是绝代高手们较量功夫、切磋技艺的打擂宝地。假若真正来一次华山论剑,相信任凭是掌握了乾坤大挪移、降龙十八掌等武功绝学的高手,也未必能在华山之巅留下半点痕迹,而古人传说中的巨灵仙才真正神功盖世,只消一掌,便在东峰留下无比巨大的印记,带给后人无限遐想,而华岳仙掌的名号也因此而来。

  巨灵仙留下的这一掌,其实并不是在修炼独门秘笈,他是想把华山推开,好给浩浩汤汤的黄河水让出一条路来。相传远古时,黄河东岸的首阳山(今山西中条山)和黄河西岸的太华山同为一座山峦。黄河水流到华山一带便被山脉拦截,常常洪水泛滥,灾害频发。巨灵仙悲悯人间疾苦,就下凡拯救百姓。他手推华山,脚踏首阳山,使尽全力将身一展,只听一声巨响,山开地裂。顷刻间,黄浪如离弦之箭向东喷射而去,华山已被推进秦岭之中,回望首阳山,已在波涛之北。屹立在水浪中的巨灵仙望着东去之水长舒一口气,遂驾彩云向西而去。巨灵仙走了,但掌印却在巍巍华山东峰的绝壁之上留下。

  华岳仙掌的传说看似玄乎,似乎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但古人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一个如此传奇的故事呢?西大原地理系教授李昭淑研究华山地形地貌已有十多个年头,他向记者揭开了传说的谜底:在遥远的第四纪早期(200万年前),黄河自北而下,经过山西境内的中条山后,在潼关来了个九十度的急转弯,调转方向变成东西流向。黄河水大量淤积在潼关,而这里河道很窄水流湍急,但水却怎么也流不过去,以至于渐渐积成了一个湖。当时整个关中、包括我们西安城都是这个湖泊的湖底。天长日久,流水渐渐侵蚀,将今三门峡大坝一带的岩石破开,黄河水便从三门峡找到了出口,湖泊也渐渐消失。而传说中的神力,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力量。也只有自然外力加上漫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形成不可思议的“神力”。

  李昭淑教授说道:“古时没人研究地质学,人们对华岳仙掌的成因感到非常奇特,无法解释,便想象出一个神仙降临此地,将大山推开为黄河水开路,并在华山东峰留下掌印的故事。古人传说形象地描述了华山地区的构造演化过程。”

  究竟是谁在华山东峰雕琢出了华岳仙掌的痕迹?是雷光闪电、还是冰川雨雪?究竟要经过多少沧海桑田,才能完成华岳仙掌这件汇集了天地精华的伟大作品?滕志宏教授讲述了华山形成的漫长过程一段从海洋到陆地再到山体的传奇过程。

  倘若按照自然规律,一定是先有华山,后有仙掌。想知道华岳仙掌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先得弄明白华山的来历。大自然就像一位最杰出的“鬼才”雕塑家,它耗费了整整27亿年心血,其间经历无数地质运动,让巍巍华山拔地而起,形成如今的天下奇观。

  如果顺着华山峪的河道向南行进,我们能找到许多颜色发黑的岩石,如果测定一下这些岩石的年龄,其古老程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它们全都是23亿到27亿年前的海底火山喷发的物质。据此可以推测,如今高耸的华山,曾经是深深的海底。但如今的华山山体是一块巨大而完整的花岗岩,它来自一亿年前的地球深处。那时,它还是滚烫的液态岩浆,在向上喷发的过程中,顶起了厚厚覆盖的古老地层表面,但却被压抑着一直没得到喷发的机会,便渐渐冷却凝固。据说,岩浆涌出的面积约有四十多平方公里。千百万年过去了,风化、水流的剥落侵蚀终将最外层的古老岩体外壳剥了下来,曾经被充作“夹心”的冷凝岩浆浮出水面,深埋地下多年的“历练”,这时的岩浆早成长为异常坚固的花岗岩。

  在滕志宏教授看来,华山形成是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岩石经过挤压产生褶皱、断裂,而水流风化冰川在节理上再进行一番精雕细琢,才形成了如今的华山天险。直到现在,华山身高还在以每年6.5毫米的速度增长。

  偷梁换柱”以假换真由于玉秀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这些因素都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从伦敦出发之前设想的第二种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运往西方。当然,从何乐模事后在波士顿等地的演讲来看,他似乎一度还有“

  ”以假景教碑换真景教碑的想法。这种说法在以往中文论著中也有记述,不过,核实而论,要想将原碑搬走,再把新雕凿的仿刻碑竖立起来,这比运走原碑的计划更不可行。因为景教碑体量巨大,重达2吨,搬动、装车就需要三四十人,一搬一换之间,耗费的人力更多,也就更容易被官府发现,所以何乐模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按照获取仿刻碑的计划,何乐模与一位西安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

  ”,由该石匠与另外三名工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石碑,费用为150两银子(约100美元)。考虑到仿刻景教碑的工期较长,自己驻留西安无疑会引起更多猜疑,所以何乐模在签订完租房、刻碑等协议之后,便于6月29日主动离开了西安,以掩人耳目。1907

  6月29日,何乐模与翻译方贤昌、仆役马四等离开西安。他们选择了翻越秦岭,乘船沿丹江、汉江前往汉口的路线。在抵达河南荆紫关时,何乐模派遣方翻译原路返回,直抵富平,与来自西安的石匠一起前往富平采石场选择与景教碑同等材质、同等大小的石料。在从富平采石场运回西安时,故意选择了“南辕北辙”的路线,即先向北走,然后绕了一大圈折回,并且避开了从西安城中经过。石料运抵后,就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仿刻景教碑。虽然何乐模临行时一再叮嘱方翻译注意保密,切勿频繁出入西安城,但恰恰是这位方翻译,在何乐模离开西安期间,屡屡从租住的金胜寺前往城中活动,很有可能当时就已经向官府报告了何乐模的各种计划,而有着确凿史料记载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药雨(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觊觎景教碑的消息。方药雨感觉事关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当即向学部汇报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这也正是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之一。此事在罗振玉所著《雪堂类稿》《集蓼编》《五十日梦痕录》中均有所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何乐模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对翻译方贤昌多加指责,称其为“

  ”,例证就是方贤昌在富平采石场曾经自称是老板,对人颐指气使,以至于富平人和金胜寺住持玉秀和尚都对他极其不满;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方贤昌在了解到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种种计划之后,通过一些渠道向北京进行了汇报,并在后来被何乐模解雇、返回天津后,又向多家中文和英文报纸“揭露”何乐模的行动,从而也使得何乐模“偷梁换柱”的计划彻底无望。如果站在当时国人的立场来看,方翻译也堪称一位默默无闻的“护碑英雄”。何乐模经蓝田、龙驹寨、荆紫关、老河口、襄阳、樊城等地,于7

  18日晚抵达汉口。在汉口期间,何乐模一边等待仿刻碑的消息,一边处理个人事务,与包括丹麦驻汉口领事等在内的中外知名人士也多有交往,还曾前往武昌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庆祝光绪皇帝诞辰举办的宴会。

  真假”景教碑“各得其所”何乐模在汉口接到西安传来仿刻碑即将雕凿完工的消息后,于8

  17日夜乘坐京汉铁路火车离开汉口,前往郑州。18日下午抵达郑州,随后前往开封,在爱尔兰籍邮政局长的带领下考察了犹太教遗址。何乐模此举是为了对比开封犹太教石碑与西安景教碑的一些特点,从而确证景教碑并非少数西方学者认为的是后人伪造的碑刻。他在郑州接到方翻译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称仿刻碑已大致完工。何乐模遂从郑州启程,途经洛阳时还于9月2日在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考察了龙门石窟,拍下了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张正面的卢舍那大佛的全景照片。9月16日再度抵达西安后,何乐模仍居住在德国籍邮政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城内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的宅邸中。9

  17日,何乐模在金胜寺见到了雕凿精美细致的仿刻景教碑。他采用原碑照片、拓本与仿刻碑一一对照,并要求刻工进行了补刻工作,使得仿刻碑与原碑在文字、图案乃至碑面凹凸之处都一模一样。何乐模认为既然仿刻碑已经完工,行将起运,也就无法再继续保密了,所以19日索性前往陕西洋务局,邀请该局官员和长安知县等人当天下午前往金胜寺察看仿刻碑。而陕西洋务局官员也在衙门里用红葡萄酒和日本产的啤酒招待了何乐模,这让何乐模备感自豪,称自己是第一个在陕西洋务局中受到官方款待的白人!地方官员们在金胜寺对仿刻碑的精准程度大加赞赏的同时,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名兵勇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人“

  ”。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并拍摄了景教碑被移走之后基座尚在原址的照片,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则在10月4日遇到了运送景教碑基座石赑屃的队伍。何乐模在陕西洋务局官员协调下,请车夫特制了一辆载重大车,谈妥运输价格之后,即于10

  3日由车夫先行将仿刻碑从西安运出。10月6日,何乐模也离开西安,出潼关,经郑州前往汉口。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陕西洋务局在此次与何乐模办理交涉过程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方翻译与何乐模关系恶化,且已于10

  1日提前离开西安,所以由曾在上海学习英语、时任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教授英语的王猷负责翻译。著有《长安史迹考》的日本教习足立喜六当时任教于陕西高等学堂,与王猷为同事,很有可能从王猷处听说了某些消息。足立喜六又向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通报了何乐模觊觎景教碑的若干传闻,以至于在他们所著《考史游记》和《中国文明记》中对此事也有记述,但夹杂有道听途说的内容。诸多中文史志载称王猷擅长英语,有赖于他才废除了何乐模购买景教碑的“契约”。实际上,依据何乐模本人所记,王猷英语水平一般,况且何乐模本人也略通汉语,因此王猷发挥的作用有限。既然从前到后实际上就不存在所谓的“买碑契约”,又何来“废除”之举?这是特别需要澄清的史实。

  11月4日,何乐模在郑州遭人袭击,头部受伤,幸而得到当地比利时医生救治,才得以康复。事后他认为这是阻挠他运送仿刻碑的人士所为。11月10日,在得知陕西地方官员将仿刻碑滞留在华阴时,他为了“威慑”陕西官员尽快放行,居然冒充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从郑州向陕西巡抚曹鸿勋发送电报,要求尽快运送仿刻的景教碑。曹鸿勋从电报所发地点为郑州这一点上发觉事出蹊跷,便于11月11日致电清廷外务部报告事情原委。此电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妨移录于此:“昨接郑州局驻京俄使好尔姆电云,祈饬洋务局速运景教书并电覆等语。查景教书系唐代所遗,为关中古物,载在志书。前已移置书林,岂能为外人搬运,致秦人别起事端?俄使所请不知何指,或即指丹国人仿刻之新书。闻新书业经丹人自行起运,由洋务局给照出关矣。俄使无端来电直接,且系郑州发来,殊不可解,未便迳复,理合呈请钧部转达,详晰酌答,并祈复示。鸿勋。”曹鸿勋所言“

  ”即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仿刻之新书”则指何乐模的仿刻碑。从曹鸿勋电文可以推测,何乐模虽然假借俄国驻京公使璞科第的名义要求陕西洋务局尽快放行仿刻碑,但落款却为“好尔姆”,即何乐模的音译,并非当时俄国公使璞科第;而且电报是由郑州发到陕西,不是从北京外务部或俄国驻华公使馆发来,这也违反了传统外交惯例,所以曹鸿勋对这则催促放行仿刻碑的电报大感疑惑,也就没有直接贸然回复,而是请外务部向俄国公使转达意见。曹鸿勋在电文中也透漏了陕西洋务局已经发给何乐模相关证件,同意运送仿刻碑。何乐模在郑州没有等到陕西巡抚的回复,便乘京汉铁路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先后拜会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爵士、《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等人,为后续将仿刻碑运出中国多方奔走。11

  12日,何乐模向俄国公使璞科第报告此事,请求从中斡旋。由于俄国驻京公使的介入,此后仿刻碑运送速度得以加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从潼关将仿刻碑、大车和车夫等一起装上一条破旧不堪的平底船,沿黄河直抵河南巩县附近,而后再陆运至郑州。何乐模推测陕西官府的这一做法是希望装运仿刻碑的平底船在这一段极少船只航行的黄河河段遇险沉没,这样一来,仿刻碑也就不会被运走,各级官府也就无需承担责任。令他颇感庆幸的是,12

  1月2日,何乐模从北京返抵郑州,与仿刻碑会合。3日下午,仿刻碑在郑州被装上火车,运往汉口。4日,何乐模亦乘火车南下汉口。5日下午,装载仿刻碑的货车和何乐模乘坐的客车几乎同时抵达汉口。仿刻碑运抵汉口后,先暂存于英国怡和洋行仓库,受到汉口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及其下属的严密检查。安格联等人把仿刻碑扣留在怡和洋行仓库长达1

  总税务司赫德下令放行。在赫德爵士的帮助下,汉口海关最终放行仿刻碑。2月20日何乐模遂将仿刻碑装上“龙舞号”从汉口运往上海。此事经《汉口日报》等媒体报道后,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由于汉口海关放行仿刻碑一事,安格联此后还接受了清廷的调查,但这并未影响他后来接替赫德荣升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一职。23

  “龙舞号”抵达上海。由于何乐模在1901~1904年间在上海居住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所以在此停留了五六天会见熟人旧友。其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邀请何乐模就获取仿刻碑的历险过程向该会会员发表演讲,并希望在上海公开展出仿刻碑,但何乐模担心一旦仿刻碑上岸会再生不测,便谢绝了这一建议。《上海时报》采访并刊载了何乐模获取仿刻碑的过程,行文中大加赞扬其“勇敢”行为,这也反映出当时在华部分西方人对何乐模所谓“景教碑历险”追捧和褒奖的态度。仿刻景教碑漂洋过海

  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开始了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后半段。至此,从1907年4月10日抵达天津,至1908年2月29日离开上海,何乐模在中国已驻留了长达11个月的时间。“

  ”从上海起程后,途经马尼拉、新加坡,经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于5月23日抵达波士顿,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报刊记者在内的不少民众欢迎。6月3日抵达纽约。前已述及,何乐模行程万里前往西安,希冀能获得景教碑原碑,始终怀着“

  ”的目的,所以他将最初筹募的启动经费就直接称为“投资”。他希望将仿刻的景教碑运到纽约后,美国的博物馆、大学或富有的收藏家能斥巨资收购这通景教碑,以弥补自己环球航行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但令何乐模始料未及、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原来曾对何乐模获取景教碑计划表示支持,对收藏景教碑抱有浓厚兴趣的博物馆、机构以及个人,包括教授、神职人员和媒体等都对仿刻碑交口赞誉,但却都不愿意出资购买。虽然何乐模对美国文博机构和富有收藏家无人收购仿刻碑怀有强烈的愤懑之情,但也只能无奈接受无人出资购买的现实,他想通过仿刻景教碑获利的想法至此完全破灭了。按照何乐模在1917年的估算,他前后为获取仿刻碑筹募投入的经费约为21800美元左右,但却无法收回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何乐模只得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同意将仿刻景教碑作为“

  ”陈列在该馆,每周5天免费参观,其余2天也仅收0.25美元门票。尽管起初的协议中规定借展时间仅为6个月,但实际上却从1908年直至1916年,持续了8年之久。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并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1916

  利里夫人出资约7000美元(还不及何乐模为获取仿刻碑投入经费的三分之一)购买了仿刻碑,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10月21日,何乐模乘船从纽约出发,亲自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11月26日抵达罗马,何乐模代表利里夫人将仿刻碑赠送给教皇本笃十五世,教皇向他赠送了个人的肖像照片,并题字赞扬他为获取仿刻碑所作的努力。何乐模在罗马的10周时间里,会见了多位红衣主教、博物馆长、中国和美国驻罗马公使等人,使得他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播,影响极大。仿刻让景教碑扬名世界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

  ”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有关此次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成果和影响,何乐模本人认为有五个方面,分别是:首先,获得了“

  ”精准的仿刻碑,并于1917年初放入罗马拉特兰博物馆永久展出。其次,从1908

  1916年,何乐模在出售仿刻碑无望的情况下,向希腊、印度、委内瑞拉、丹麦、加拿大、德国等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赠发用有色石膏依照仿刻碑铸造的模造碑。以上所涉13个国家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应该说,何乐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向博物馆和学术机构分发、赠送模造碑的举动,真正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第三,由于何乐模在西安仿刻景教碑的行动,引起了清廷和陕西地方官府的警觉和重视,风吹雨淋了300

  第四,何乐模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学、博物馆、学术团体乃至私人聚会上等,就其赴华历险和景教碑的论题发表了50

  1902~1922年间就获得勋章44次,并成为13个国家下属的29个地理学会、考古学会和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获得者、荣誉会员、通讯会员和终身会员。第五,何乐模不仅接受众多国家报刊记者采访,

  1923年在纽约、芝加哥、伦敦和爱丁堡四地同时出版了《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销售一空后,1924年即再版印行。何乐模的大量著述与其广泛演讲相互呼应,通过多种途径宣扬了个人的冒险经历和重要成果,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国家学者、民众对景教碑以及西安、陕西和中国的认识。当然,何乐模所提出的这些影响都是从肯定个人成就的角度出发评述的,而纵观当时的中西方舆论,尤其是欧美人士,对他的行动也并非一片赞扬之声。

  ”、“旅行家”、“学者”等西方人,在北京、洛阳、西安等古物众多之地频频有偷窃、破坏、割取文物古迹的行径,日渐引起国人和在华西人的关注,何乐模此次获取景教碑未成后仿刻景教碑运往纽约一事,经由中西报刊报道,使得当时人尽皆知。在华西人团体为了阻止西方人借助其治外法权等特权在华肆无忌惮地采取卑劣手段低价购买、偷窃文物的行径,于1908年成立了中国文物委员会,作为与西方各国地理学会等组织沟通联络的桥梁,以通报在华盗取文物的所谓“学者”和“探险家”的姓名、身份等,进而达到阻止乃至消弭西方人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该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轰动一时的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一事所促成的。西方人对何乐模获取仿刻景教碑实际上一直存在褒贬并存的两种观点。不过,大量的荣誉还是为何乐模在欧美各国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他的行程报道经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报端。1916

  1917~1918年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居住,此后返回纽约。1919年10月9日在纽约与美国银行票据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女儿玛格丽特结婚。同年出任古巴红十字会驻美国的特派员和总代表。1923年6月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希尔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一说为文学博士学位),以作为对他中国探险成就的褒奖。1930年3月9日,何乐模因罹患肺炎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去世,享年49岁。按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抛撒在大西洋中。(来源于《西安晚报》2010

  多情自古伤离别,而一座千百年来承载着人们离别愁绪的古桥是什么模样?阳春三月,当灞桥上轻拂的微风吹过依依杨柳岸,卷走了像“雪花”

  ”,又似乎回归到人们的视线。隋唐时长安广栽柳树,而灞桥又是长安东去的门户、交通要道。人们在此与东去的人依依惜别,成为当时一种时尚。

  若是没有滚滚的灞河水,千百年来人们也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河上架桥。假如没有灞桥的存在,纵然有再多灞柳,送别的人们也不会在此驻足,伤感的泪珠也不会在此滑落。灞柳、灞桥与灞河,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灞河,这条读来显得霸气十足的河,其得名的经历也显得豪气干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借助变法维新,一跃成为一方霸主的秦穆公,把原先的滋水改名换姓,改为灞水。然而,后人似乎并不认同秦穆公所谓的霸业,便在霸前加了三点水,于是,灞水一名便被沿用至今。长安东部还因此形成了一种与“

  ”有关的文化现象。比如“灞城”、“灞上”、“灞陵”、“灞桥折柳”、“灞柳风雪”、“灞桥伤别”等。灞桥位于西安以东十多公里处的灞河上,是东出西安的必经之地。它西临浐水,东接骊山,东南为白鹿原,北面为渭河平川。《雍录》中寥寥数语便点明了灞桥的重要:“

  ”历史的滚滚车轮曾从这里一一碾过:秦穆公称霸一方,刘邦、项羽楚汉之争,大将军郭子仪平“安史之乱”,慈禧忌惮八国联军的铁骑逃往西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史料典籍中,灞桥第一次横跨在灞水之上是在春秋时期。公元583

  “南桥”,后经过历代重修,长久保存了下来。古时,修桥历来是官家管辖的事情,而元代,一个山东商人刘斌却倾家荡产,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精力,自费出资修桥,所建灞桥蔚为壮观:“

  ”除了官府的支持和民间的捐助,刘斌修桥的巨额花费大多是自己赚来的。从壮年男子到白发老翁,他修桥经历曲折,吃尽千辛万苦。可刘斌为什么舍弃家业,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陕西修桥呢?原来,有次他与同伴赶马车过灞桥,忽遇涨水,大水吞没了另外两车人马货物,自己却幸运地活了下来。他立即回到山东募集资金,发誓要在灞河上修建起一座安全稳固的桥。连张养浩也被其精神感动,专写文章记述这段往事。在灞河上泛舟,欣赏沿岸成行的垂柳感觉应当不错,明清时期的人们就常常享受这个“

  ”,因为当时官府在灞河上设过渡口和码头,名为灞桥渡。一旦灞桥出现质量问题或是被水冲垮,人们便靠摆渡过河。清初时,灞桥因年久失修成为断桥,人们开始灞河泛舟。到康熙年间,灞桥渡已有大小船各一只,当时的官府还挺会搞成本核算,更善用人力资源。每到河水跌落之时,他们便架起木桥供人通行,把船上的水夫划拨给军队去屯田,待水势一涨,水夫们便去渡船。直到清道光十三年重建灞桥,渡口便失去了它的功效,才被废弃不用了。道光十三年重修的桥据载全长380

  7米,皆为石条砌成,边设石栏,桥下有72个孔,孔的大小不等,用圆石排垒,作为石柱,约408根。桥面为石板,桥两端各建有一座牌楼,可以想象其气势之宏伟。清《度陇记》中形象地写道:“石柱林立,亘若长虹。”2004年,这座横跨灞河170余年文物保护灞桥老桥被拆除,建起了现代的钢筋混凝土桥。当时,该不该拆这座见证过历史变迁和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老桥,曾引起当地群众的议论。不过,这座老桥实际并非人们常说的“千年古灞桥”。其实,历史上建造的灞桥几乎位置都不一致,它们究竟在哪?为什么古人造桥位置会有变动?西北大学原西北历史研究室主任李之勤告诉记者:汉代灞桥在西安东北的浐灞两河交界处,称为北桥。隋唐时期的灞桥应在今灞桥附近,称为南桥。因为年代久远,加上风蚀雨浸,灞桥常会损毁,宋、元、明、清期间都重修过灞桥。灞河是一条沙河,水势千余年来变化很大,上游带来的泥沙冲至下游后会垫高河床,日积月累河水便几经改道,而河上的灞桥自然随着河水的流向有所变动了。

  早在秦汉时,灞河两岸已经筑堤植柳,柳絮随风飘舞,好似洁白雪花。到了隋唐时期开始声名远播,成为“

  ”的一处名胜。此后,“灞柳风雪”作为灞桥一道独特的景致成为“关中八景”之一。以“风雪”作为比喻,也逐渐成为诗人们咏柳的一种常用手法。水、桥、柳,自是一幅最富中国古典意境的画面。再遥想古长安的灞桥两岸,河滩宽阔、长桥跨河、垂柳依依、碧水蓝天,一望无垠。暮春时节,风吹柳絮,漫天飞舞,宛如雪花。这灞河之畔的柳,真是令无数文人骚客迷恋沉醉。多少趋炎附势、惺惺作态之辈千金难求一阙好词,而这柳在灞河两岸静立千年,只消挥舞婀娜枝条,吹起绒绒柳絮,便将无数溢美之词收入囊中,成就了灞柳风雪千古盛名。

  ”的人们来说,究竟飘飞成什么样的柳絮,才能形成风雪的奇观?在东晋才女谢道韫眼中,风中的柳絮与鹅毛大雪的满天飞舞的景象并无二致,她曾这样形容道:大雪纷纷何所以?未若柳絮因风起。”想来古时长安灞桥旁的依依垂柳飘絮之时,就是这番景象吧。《西安府志》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当时灞桥两岸,分别筑有五里长的河堤,而两岸的垂柳则在万株以上,碧绿盈盈的柳条摩肩接踵的游人一同倒影在水中,恐怕是长安城里最壮观的景色,由此可见昔日灞桥河堤上柳树那茂盛的程度。当大朵大朵的柳絮飘飞,朦朦胧胧,飘渺不定,自然如大雪降临般纷纷扬扬,不然古人怎么会写出“灞柳风雪扑满面”这样的佳句呢。折柳相赠送离别

  柳絮胜雪传千古,文人笔下最断肠。灞柳那盈盈柳枝仿佛少女长发般飘逸,团团柳絮在春风中轻舞飞扬,历代文人骚客为它们倾洒下过无数墨水和泪水,吟唱出了一篇篇千古绝唱。

  也许是离别之情太过伤感,那些本性豪迈风流的文人雅士,经历过一番灞柳风雪的洗礼,笔下的诗句也变得哀怨委婉起来。一生洒脱的李白在《灞陵行送别》中肆意挥洒着笔墨:

  但灞柳风雪也未必尽得人心。因为在仕途中受了委屈,有些大文豪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只得批评起无辜的柳絮。也许是“

  ”在朝堂上得罪了权贵,韩愈被贬到了数千里外的瘴气之地广东做小官,气得韩大文人贬损起了柳絮: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飞雪。而曾巩借柳贬人的手段更加高明:乱条犹未初变黄,倚得东风势更狂,解把飞花蒙天日,不知天地有清霜。一下子就把借风势飞絮满天的灞柳比成了得意忘形的小人。自古以来,灞水、灞桥、灞柳就与送别相关联。有人曾说,灞桥每块石头每颗沙粒上都凝聚了古人生离死别的声音与隐隐约约的哽咽,更有殷殷切切的叮嘱。据说人们折柳相赠的习俗最早出自《诗经》:“

  ”因柳与“留”谐音,送人以柳,最能表达对亲友的恋恋不舍。到了唐代,折柳送别的风气被演绎到了最顶峰。那时,官府还在灞桥上设立驿站,叫做“

  ”,古时长安人向东送行,往往以灞河为界,送出长安城,到了灞河就要在灞桥上分别了。当时灞桥两岸,数里河堤,举步皆柳,东去之人到此惜别,常折灞柳赠别亲朋好友,以寄相思之情。后来,灞桥作为话别之地的美名渐渐传扬开来。坊间还流传着“年年伤别,灞桥风雪”的词句。古往今来,人们似与灞河、灞桥、灞柳结下了不解之缘,离愁别绪,诗情才气,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千年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的真实人生戏剧,虽然早已随着历史灰飞烟灭,但那离别的愁绪历经千年依然刻骨铭心。到了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还在《紫钗记》中,用一个传奇而迷离的故事来渲染灞桥折柳送别的气氛。陇西才子李益游学长安,与才貌俱佳的少女霍小玉,因一支紫玉燕钗结缘相识,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权贵卢太尉为招婿从中作梗,故意将李益调往玉门关外任职,李益只得与小玉在灞桥折柳盟誓而别。两人在灞桥上情意缠绵,难分难舍,泪湿栏杆。《折柳》这一折在舞台上演出数百年,小夫妻灞桥惜别的情愫不知赚足了多少人的眼泪。

  那些浪漫而勾人心魄的盛景,今天的灞桥一带却再难看到了。如今灞河附近虽有柳树,但到底比古时稀少了太多,不成气候,根本形不成“

  ”的奇观。记者一番打探,才得知“灞柳风雪”消失的年限不算久远。采访中,“

  ”勾起了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青春记忆。陈忠实在灞桥一带生活了多年,在他眼中,“灞柳风雪”是西安东郊最美最动人的景观。他将自己的思绪拉回了上世纪50年代末。“我对灞柳风雪最深刻的印象是1959年,当时我在灞桥桥头下的西安市34中上高中。当时的灞河两岸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无论在南岸或是北岸,河堤外侧全都长着两人合抱起来那么粗的大柳树,这些柳树应当是解放前修河堤的时候栽下的。”在陈忠实的记忆中,灞河河堤相当宽阔整齐,甚至可以行走汽车。河堤之外还有大片的庄稼地,最靠近河堤的地里种着水稻,再远一些就种着玉米、小麦。“

  ”高中三年的青葱岁月,陈忠实几乎每天都与灞柳相伴:“每天晚自习前,同学们都会到灞河长堤上散步。就连我们上早操、跑步都是在长堤上进行的。而灞柳风雪的景观每年都会持续十天左右,柳絮还经常飘到我们课桌上来打转转呢。”60

  “每到阳春三月,飘飘的柳絮就像雪片一样,大片大片地在空中飘散。因为柳絮在空气中的密度很大,远远看去整条长堤都被染成了白色。行人只要从那一过,头发上脸上到处都会沾满白絮,那真是漫天飞雪飘飘洒洒的场面,古人诗词里描绘的真准确传神。”在灞桥边长大的“80后”小明对此记忆更是深刻,那就像是浪漫的青春偶像剧或MTV拍摄的场景:“小时候,灞河边上柳树成荫,柳絮飘飘的时候,一群小伙伴最爱钻到柳絮当中去追赶它们了。我们一跑,柳絮就跟着飞起来,感觉就像下大雪一样,真的很美。”小明想了想又说:“应当比下雪更美,因为柳絮比雪花更轻盈。”不过,这样的美景现在我们已经无缘见到了,陈忠实觉得:“

  80年代中后期,也许是受到一种污染,河堤边的柳树慢慢发黄,仅用了几年时间,成批的柳树全都枯死了,十分可惜。”灞柳风雪的景象也就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后来,人们又在灞桥一带补种了不少柳树,但远没有当年那么壮观了。如今,政府开始利用国家关于大绿工程建设的扶持政策,重点改造浐、灞、渭河,灞桥一带的风景将会越来越美。

  4月16日第17版西安地理栏目;文:记者 职茵 实习生 王迎谨)1957年,在清代灞桥的基础上,沿用原桥柱,西安市将原桥改为钢筋水泥结构的公路桥,

  灞河边的新风景广运潭(来源于西安浐灞生态区官网)

  279厘米、宽99厘米的巨大石碑,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通碑可以说是碑林中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碑上刻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亦称景教)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这通碑中巨无霸现在十分知名,但鲜为人知的是,它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来到西安企图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并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基督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现在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它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记述了景教于唐朝贞观九年(635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礼遇和支持,让阿罗本在宫殿中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按照景教碑不无夸张的说法,已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它是景教在大唐疆域内200多年日渐兴旺的记录者。但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诏灭佛,祸及景教,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

  1625年),一说为天启三年(1623年),几位西安府工匠在盖房屋发掘地基时,才从地下挖出了正面朝下、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由于发现石碑上镌刻着从未见过的奇怪文字,工匠们迅即报告官府,地方官员遂将景教碑移置于西安城西郊的金胜寺(亦称崇仁寺、崇圣寺,约今丰镐东路空军某部院内)中,与其他几通该寺的维修记事碑并肩而立。发现景教碑的消息传开后,凤翔府举人张赓虞认为碑文与天主教有关,于是将拓片送交明末著名学者、天主教徒李之藻鉴定,被确认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天主教历史文献。这对于明末清初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和“上帝”等字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景教碑的重见天日,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天主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佐证,而且现在有了确确凿凿的物证。

  1625年起,就陆续有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前往西安金胜寺察看景教碑,虽然人数寥寥,但却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景教碑状况的第一手信息。

  “五百罗汉塑像”享有盛名,原本作为景教碑的栖身之地也颇为相宜。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景教碑还一度被镶嵌在砖龛中加以保护。1859年前后还曾建有碑亭。但至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

  1907年时,景教碑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缘于西方人对它的重视,尤其是这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从欧洲来到西安,企图将景教碑运往西方,在一系列的历险活动后,景教碑不再默默无闻,并广为世人所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欧美基督教界、博物馆界和地理学界等机构为代表,主张通过各种手段将原始景教碑运往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陈列展出,对获取景教碑表现出强烈愿望,如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巴鲁复、拉库伯雷等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之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十九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游说北京官僚,力求使之同意将此贵重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期得妥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务请北京外交使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办法,如此贵重之景教碑,恐早晚会荡然无存”。

  1890年2月,由该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敦促总理衙门和各军机大臣切实保护景教碑。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回应。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于在层层拨付交接的过程中,官吏吸榨盘剥,以至于这笔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用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建筑,没用多久就塌毁无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1907~1908年何乐模欲得原始景教碑不遂,而仿刻景教碑并将之运往纽约的事件。

  1907年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觊觎景教碑,与他此前的个人经历也有着紧密关系。在民国年间编修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以及相关论著当中,往往含混地给何乐模冠以“西人”、“丹麦人”“古董商”、“新闻记者”等身份,但均不能准确反映何乐模来华之前、在华期间以及返回欧洲之后的复杂经历。

  FritsvonHolm,一作FritzvonHolm)于1881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丹麦驻外总领事;作为丹麦皇室的亲戚,何乐模在幼年时期还曾得到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的关注。他于1887~1895年间在丹麦的私立和公立学校上学,1895~1900年加入丹麦皇家海军,接受作为海军军官的训练;在海军服役的经历磨炼了何乐模的意志,也使他原本就敢于冒险的精神更加张扬。1901年何乐模来到远东地区,在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同时担任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特约驻华通讯记者。在华期间,他不仅在长江流域进行过广泛游历,而且当时就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了浓厚兴趣。1904~1905年他前往日本,任《横滨广告日报》记者。1905年返回欧洲,他因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并通晓汉语而成为丹麦皇室认可的译员。1906年起前往英国任美联社驻伦敦新闻记者。何乐模在丹麦海军服役和欧美跨国企业、著名媒体从业的经历,以及在远东地区的广泛交往和对中国各种情况的了解,都为他1907年前往西安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一通精准的仿刻碑的活动打下了扎实基础。

  1905~1906年何乐模在英国担任记者期间,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着积极的前期准备。同时,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大量西方探险家、学者,如德国的李希霍芬、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的斯坦因、荣赫鹏、法国的沙畹、美国的尼科尔斯等,在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从事各类探险、考察活动,并因此在西方社会和科学界获得崇高荣誉与巨大成就,这些人的种种事迹对于渴望荣誉和成功的丹麦前军官何乐模前往西安的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07年1月12日晚,何乐模在伦敦女王大厅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威尔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起听取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鲁兹公爵发表的题为《尼罗河之源》的演讲,这次演讲也触动他尽快起程前往中国西北内陆的西安,进行所谓的“景教碑历险”活动。

  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离开伦敦,开始了不远万里前往西安的行程。虽然才年仅26岁,但这已是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1901~1905年完成首次环球航行)。

  达文波特惠尔普利帮助何乐模又获得了一部分资金支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珀登克拉克爵士对于何乐模获取景教碑的计划怀有浓厚兴趣,两人也详细讨论了实施计划的细节。由于此前伦敦的学者们对何乐模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看好,而纽约人却给予何乐模经费支持和精神鼓励,这就为后来仿刻的景教碑并没有运往大英博物馆,而是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埋下了伏笔。

  “历险”的本钱,期待着获得景教碑或者仿刻碑之后,再以高价出售给某个西方博物馆,从而谋取较高的利润,实现“名利双收”的目的。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从纽约中央车站乘火车北上,首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再换乘横跨加拿大的长途列车奔赴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由此搭乘“印度皇后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港,由此乘火车前往神户,再换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芝罘号”邮轮,经长崎,在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何乐模这次入华的万里行程,先后途经欧洲、北美和东亚,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60余天。

  何太子报资料,http://www.cards3s.com乐模入住天津著名的利顺德饭店后,随即为前往西北内陆的西安城做各项准备工作。他首先前往北京外务部办理前往内地游历的护照等手续,在当时代管丹麦国民在华事务的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护照。曾在西北内陆和蒙藏地区进行过深入考察的美国驻华公使、大名鼎鼎的探险家柔克义还向何乐模传授了在内地旅行的经验。

  “何乐模”这一中文名字的来历。在众多中文史志、论著中,往往将Holm音译为赫尔姆、霍尔默、何尔谟、荷尔谟、好尔姆、呼伦等多个名字,容易令人混淆。而事实上,何乐模于1907年从伦敦经哥本哈根、纽约、温哥华等地来华后,北京的清廷外务部颁发给他的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根据他在1909年《帕特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述,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后所取,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令他大为满意。

  从北京回到天津后,何乐模经人介绍雇用了一名祖籍宁波的翻译方贤昌,此人曾供职于京奉铁路,会讲英语和法语;另外还雇了一名略通德语的仆从马四。何乐模为了防止两名随员互相串通欺骗自己,就分别用法语和德语与两人交流,这样一来,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被另外一人知晓。而一路上方贤昌和马四两人关系并不融洽,这反倒免却了何乐模的所谓

  “担忧”。但后来也正是方翻译在敦促陕西地方官府把景教碑移入碑林,防止外国人破坏或者盗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1907年5月2日,何乐模一行三人坐船离开天津。与以往从京、津前往西北内陆的大多数西方人走保定、太原、潼关、西安的传统大道不同,何乐模为深入考察华北、西北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选择了先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过直隶静海县、唐官屯、流河镇、新河县、东泊头等地;5月7日入山东境,经桑家园、德州、武城、临清州;由此从卫河航道上行入河南境,经高地镇、五陵、三官庙、浚县,终抵道口火车站。此后何乐模一行从道口乘火车南下至铁路终点站清化镇。再租雇大车,经怀庆府,过黄河抵达洛阳,而后从洛阳向西安进发。5月29日入潼关,6月3日进入西安城。此行途经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省区,交通工具包括船只、火车、大车、骑骡等,也颇为多样化。

  1907年6月3日进入西安城,至6月29日离开,第一次驻留西安城为期26天。

  “大丹国文士”)四处游览,先后参观了大雁塔、碑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行宫、临潼华清池等地。他假装采集素材,实则暗中了解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仿刻碑的可行性。同时,他还与当时居住西安的西方人积极接洽,希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帮助。他和两名随员不仅入住西安邮政局德国籍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西北城区的阔大宅邸之中,还与天主教会、英国浸礼会、中国内地会系的北美瑞挪会等传教士密切接触,多有往来。在抵达西安之初,何乐模就在五星街天主教堂的主教和神父们陪同下前往高陵通远坊教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徒纪念日活动。

  在与当时西安城的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何乐模向他们隐约透露出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一通精准的仿刻碑的计划,但这些西方人实际上对他的计划并不支持,甚至有反对的声音。这是由于天主教会也曾有将景教碑运往罗马的计划,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出于景教碑碑文与基督教相关,认为新教教会对该碑至少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对何乐模以私人身份获取原碑的目的有所诟病,这从后来新教传教士在汉口、上海、天津等地报刊上发表的揭露何乐模隐秘行径的文章中也可看出。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骑马出城,首次前往金胜寺实地考察了景教碑。当时正是关中麦收时节,何乐模在围绕着景教碑来回踏勘、拍照、绘图、留影之际,金胜寺的僧人和周边农民们依然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并没有在他做这些事情时加以干涉,但何乐模也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景教碑就是一通无主之物,可以任由搬运。由于在较早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已经有关于景教碑地点的详细位置记述和草图,因而何乐模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矗立在金胜寺麦地中的景教碑。

  74岁的玉秀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玉秀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当然,何乐模自己都承认用“贿赂”一词形容送小礼品的行为未免有些名不符实。从何乐模本人的记述中看,他虽然提出过把景教碑原碑搬走的要求,但玉秀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胜寺和他个人,从来没有与何乐模签订坊间传言甚广的所谓“秘密契约”出卖景教碑。关于何乐模与玉秀之间的交往,1935年刊行的《续修陕西通志稿》载何乐模“以重(金)贿赂僧”,1936年刊行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更具体载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人何尔谟出三千金购之”,后来的论著往往就笼而统之地称何乐模向玉秀出3000两白银,想购买景教碑。虽然从现有资料和照片来看,玉秀和尚与何乐模的关系较为融洽,何乐模还为玉秀在金胜寺和景教碑附近拍摄了多帧照片,但却远不能说明两人之间订立有出售景教碑的契约。这一说法大概是受到了斯坦因在敦煌向王道士低价购买敦煌经卷一事的影响,殊不知人烟稠密的西安并非僻远闭塞的敦煌,而坚守金胜寺50余年的玉秀和尚也并非愚昧贪财的王道士。

  “契约”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翻译方贤昌居住,以便就近监督工匠的工作。两间屋子四个月的租金为50两银子(约35美元)。对于何乐模这样一个“中国通”来说,他不会不知道住持和尚实际上并非阻止他获取景教碑的最大障碍,即使用3000两银子买通了住持,要想从位于西安前往咸阳、户县的两条东西大道旁边的金胜寺运走2吨重的石碑,而不被官府和民众发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自从何乐模抵达西安,他自认为行踪秘密,实际上由于当时往来西安城的西方人较少,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处于陕西洋务局官员的视线之内。何乐模灰心丧气地称,要想从西安把原始的景教碑不为人知地运走,就好像从大英博物馆运走罗塞塔石碑,或者从卢浮宫运走摩押碑一样,比登天还难。

  (来源于《西安晚报》2010年7月25日第11版文化周刊西安地理栏目。撰文/供图:史红帅董秦蜀)

  70公里。太白山拥有丰富的地质、自然资源。“太白积雪”作为关中八景之一,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就有记载:“冬夏积雪,望之皑然。”“太白积雪”这一被历代文人所赞美的胜景,现在又是怎样一番面貌呢?雨雾中攀登秦岭之巅

  初听太白积雪,脑海中浮现的图像,只是一座高山,山尖白雪皑皑,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的想法,至于那些古代文人墨客吟诵太白积雪的诗句,似乎离我们过于遥远而难以揣摩了。

  东经105以东地区的最高峰。一般情况下,海拔每升高120米,温度就降低1℃,西安市的海拔大约是400米,四月末的温度是22℃左右,如此估算,在太白山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应该就有积雪存在。西北大学地质系的朱坤显老师说,太白山的高度还在不断增长。这决定了太白山成为我国东半壁唯一能体验到雪山的地方。登太白山有三条路线,一条是从太白山西麓的太白县上山;二是从周至县的厚畛子出发,沿太白山南麓登顶;还有一条是从眉县汤峪登太白山北麓。西边的路线较少有人知道,能看到比较原始的自然景观,但是路很难走,太白县生态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这个季节,从鹦鸽嘴出发登太白山,走到一半就有积雪,很冷,因为山中气候多变,随时有可能下雪或者冰雹,当地的山民在此时都很少上山,你们城里人就更难登上去了。从周至县的厚畛子也能登上太白山主峰,不过,厚畛子位于太白山南麓,阳光充足,气候温暖,看到积雪的可能性较小。而从眉县汤峪出发走太白山北麓,这条路线看到积雪的可能性较大,而且路也相对好走。

  22日一大早,我们便从西安出发,早晨的阳光虽称不上强烈,但是身着单衣的我们还是感觉到晚春的暖热。然而当我们到达汤峪时,天空竟飘起了小雨,温度也降到了十几摄氏度。当地人说,这种天气,山里应该下雪了。汤峪的海拔有500

  2800米的下板寺可以乘车,在那里乘索道到达海拔3200米处,之后的路就要全靠步行了,经过上板寺、拜仙台最后到达海拔3511米的“天圆地方”,在那里,能感受到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米的少太白。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计划在到达“天圆地方”后返回,因为从那儿到太白山主峰拔仙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途中要经过冰斗湖大爷海,有经验的登山者说,从下板寺到大爷海一去一回,最少要一整天时间。汽车顺着汤峪山谷往上开,香港正版四不像图生肖 兵团党委七届六次全会召开,海拔越高,雨下得越大,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记者到达下板寺,此时山上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20米。常年住在这里的下板寺服务站经理陈满良说,天气晴朗时,山上阳光强烈,十分干燥,到了下雨天,又会非常湿润,雾气沉沉,

  山下下小雨,我们这儿就下大雨。”想起来出发前,西北大学地质系的朱坤显老师告诉记者,一般能引起降雨的云层多集中在海拔2000~3000米,所以这一高度的山区降雨非常充沛,气候也较湿润。现在,下板寺的平均气温大概在10℃左右,没有下雪的条件,再往上走,是否能看到太白积雪呢?陈满良先生告诉记者,像今天这样的天气,上板寺(海拔

  米左右)肯定下了大雪。然而我们所在的地方雾气浓重,根本无法看到远处的山脉。由于天色已晚,记者决定先住在下板寺,明天一早再向上板寺进发。山里的夜静得可怕,望着窗外完全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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